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网络上问及年轻人们，“你对民国所受的苦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侵略、屠杀、饥荒和内战”

。

这段岁月留给我们的创痕太深，以至于很多后来人连揭开它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揭开就是一篇又一篇的血泪，我们难以置信在不足百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我们的人民经受了这样残酷的折磨——的确，在回顾历史的时刻，天灾和暴行往往令人们印象更为深刻，因此往往忽略了这其中不见硝烟、却更为暴虐的金融罪恶。

——那正是美国在1934年所推出的《白银收购法案》。

被三年后的日军侵华暴行所掩盖，甚至因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形象，而使得人们在并不漫长的八十年中，逐渐淡忘了这场单方面的金融屠杀。

我们曾在1930-1933年真正感受到国家的复苏和希望，我们的轻工业蓬勃发展，我们的现代金融业迎来了温暖的黄金时代。

而所有的一切，在1934年的夏天被终结了。

如果一定要形象和通俗地打一个比方，那就是美国人在中国万方多难的时刻，在她身怀六甲还要勉力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周旋的时刻，暗出黑拳，猛打怀胎七月的中国。

美国人要用中国的白银，来滋养自己大萧条后的市场。

对美国的毒手有苦难言，中国不得不分娩，她要娩出一个现代币制的新经济体制——尽管所有银行家都明白，现在改革币制是不明智的，因为国际金融环境并不好，中国的国力也没有达到足够的标准，但剧烈的阵痛之中，孩子只能早产。

——怎么办，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是残疾的。

经济是国家的根本，孱弱的币制体系带来的会是一系列的恶果，包括可预见的资本外逃、无规制的纸币泛滥、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后续必然发生的工商业大地震和大萧条。

但如果不生，中国也要陪同死亡。

生下来，还有一线希望。

中国的银行家们只能尽力挽救，这时候就是骂遍罗斯福的祖宗十八代也没用，金求岳在和穆藕初的通信里说：“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也会同意这个法案，割自己家的韭菜不如割中国的，美国佬不是一向如此吗？自己有难、八方承担，别人有难，他积极点赞。”

讲和平主义的时候就是人类灯塔，金融贫血的时候就是国际卫生巾。

穆藕初：“……”

虽然话很粗俗但道理的确如此。

现在要做的是专注自身，尽量地让即将诞生的法币健康一些、健壮一些。

这中间所面临的困难太多了，不仅是银根上的捉襟见肘，还有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在困扰着商人们。

金求岳推开金家老宅的祠堂，这里是祠堂的后殿，过去用来祭祀（事实上八竿子打不着的）金家历代名流，还祀带来高贵血脉的善敏贝勒一家。

现在善敏和福晋的牌位被挪到前殿去了，高大的后殿不允许外人进入，丁广雄看守着它。

这里有一座真正的金银山。

黑暗里，一线阳光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灰尘照得清晰，银币随着人的脚步，发出几不可闻的嗡鸣。

它是这样高大，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宝光璀璨，上面是银币，下面是金条。

这里是两千万。

求岳盯着它，有点想笑，石瑛说孔祥熙是山西人，家里要铸金山银山，而这句话给了金总巨大的启发——张嘉璈所言非虚，姜承月听说的也是真的。

金山银山就在此处。

自二月税改之后，求岳就在着意地囤积现银。

他对民国恶劣的金融状况虽不深知、但总有个模糊的印象。

电视剧拍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电视剧里用银洋，有一些则用纸币，他好奇地问过剧组——为啥两个戏都是民国戏，但是货币不一样？

编剧：“我也搞不清，作者说不知道。”

金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