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

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

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

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

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

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

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

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

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

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

的安全环境。

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

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

走快点！”

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

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

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

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

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

“他说不杀……”

“真给饭吃？”

“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

再走一会儿就到了！

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