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

法比·阿多那多一路护送，身份从神父变成了监护“医生”

。

谁也没想到，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

半年后他回到南京，辞去了教堂的职务，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

和“宗教史”

，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侥幸，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即便都找不到，得到个下落也好，别让他们的牵挂成永远的悬疑。

十七

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

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

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

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强奸的事件渐渐被揭示，渐渐显出它的规模，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更是锲而不舍。

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

她告诉我，离开教堂之后，她和同学们发现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婵，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那些肮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全是下意识的。

偶然争吵起来，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变得粗野，个个不饶人，你嘴脏我比你还脏，一旦破了忌讳，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谁还不拉不撤？到了想解恨的时候，没有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解恨了。

那之后的几个月，法比·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班女孩。

我姨妈跟我说到此，笑了笑：“法比哪里会晓得，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

。

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

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的自杀了。

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

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

责任编辑徐子茼

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

严歌苓

我一向不认为《金陵十三钗》属于我最好的小说之一，但是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

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

，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

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

这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周围很多朋友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