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边疆工作之前和1962年迄今，彭加木同志在酶、纤维状蛋白与畜牧业有关的病毒方面，发表过八篇学术论文，还有一篇即将整理就绪。

其中，由他负责进行的五篇，参加进行的四篇；在参加的工作中，有些技术关键也主要是由他解决的。

九篇论文，不能算多，可也不能算少。

如果考虑到这些成果都是在开辟研究基地、建立技术系统、进行综合考察、同恶性肿瘤作斗争的情况下，六出玉门、两下海南的间歇中获得的，就知道产量是很可观了。

和他经常接触的同事和朋友，有人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彭加木同志。

是不是论文不够水平，以致无人注意呢？上述的例子和国外杂志对有些成果的援引，国内有关单位看到文章后写信要求交流协作等等，都说明不是如此。

对彭加木同志来说，论文只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论文，从未限制过他的见解，也不是什么工作动力。

他的动力是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

不久，彭加木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出席大会时，他又被选入会议主席团。

1965年1月3日，他在会议期间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周总理关切地握着他的手，嘱咐他：&ldo;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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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期间，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见到彭加木，很热情地邀请他到故乡广东来协助解决柑橘黄龙病害问题。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

彭加木发表了《牢记柯庆施同志的教导，&ldo;一心为公，不怕牺牲&rdo;》，表达对柯庆施的怀念：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过年。

初一那天，参加中南局组织的团拜，看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柯庆施同志。

谁想到，4月10日上午，突然传来柯庆施同志逝世的噩耗。

我心情十分沉重。

柯庆施同志对我的亲切教诲，我终生不会忘记。

去年2月里，他在百忙之中，还写给我一封信，鼓励我全心全意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

其实，柯庆施同志身体力行，他的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他的教导一直鼓舞着我，他写的那封信，我一直珍贵地保存着，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出差时，带在身边，时时温习他的亲切教导。

去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6月到11月在新疆，以后回来了一星期，即去南方。

这样的走南闯北，虽然工作和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柯庆施同志的革命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使我克服了工作上的困难，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我在新疆，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搞盐湖的考察工作，有时要爬上海拔4千米的高山，但是，我觉得精神比以前好，没有很大的反应，既不呕吐，也不头晕。

有时我们到深山密林去考察，从早到晚骑着马，腰也酸，脚也麻。

而下马步行，遍161地是&ldo;盐壳&rdo;，戳得脚底痛，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