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董事长，是集团公司最高的决策人，必须对这些连续不断的建议，及时作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当时我的心情不同于过去，免不了有些不安。

当时议论最多的大规模新兴产业，如有关宇航产业、新型材料、遗传工程等，不管哪一项都要几千亿韩元甚至几兆韩元的投资，如果投资失败，其损失将殃及整个企业的存亡。

这些尖端产业根本不同于我们已经有多年经验、经营起来比较有信心的化学、电气、电子等领域，到时候我们能否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确实没有把握。

尤其1987年开始，我担任了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第十八届经济运行的经济人之一，可以以客观的眼光观察自己的企业，也有较多的机会同国内外经济界人士进行对话。

通过这种对话，觉察到韩国经济正向着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向走去。

“开放”

的呼声，已不是遥远的事，它已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并使我们感觉到它的压力。

如果敞开国内市场的大门，外国先进产品将潮水般冲击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经得住激烈的竞争生存下来呢？老实说我们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于是，我反复考虑在市场开放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投入巨大资金开发新的产业？如果必要，那么选择什么领域比较合适呢？

凡是事业都有失败和成功两种可能性。

投资规模愈大，反差系数愈大。

所以，如果能保证目前的景气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就有了投资的余力，可以对新开发产业，从战略意义上给予肯定的考虑。

所以，起初我考虑问题的重点放在现在的景气还能持续多久这一点上，而且，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出了结论。

我经多年的经验判断感觉到，这种景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10年一期或者几年一期之类关于景气周期的理论，倒可以不理它。

然而，回顾一下10年的足迹，可以看得出景气持续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到四年。

每当景气退潮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由减产带来的紧缩投资，或者由于偏重于短期情况投资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情况。

不过，对于干事业的人来讲，善于抓住机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不失时机地付诸实施。

所以，好些人都争相上马新产业的情况下，如果只因为景气前景不透明，就断然放弃也不是十分明智的举动。

于是我决定把这个问题同开放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寻求正确的答案。

最后得出结论：它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可能性就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1989年2月，全经联会长的二年任期已满，新的一届又强烈要求我连任。

但我断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因为当初我曾表示过，我只任一届起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下届让年富力强的企业家担任；再说现在是专心致志地经营企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