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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ot;奸人&ot;盗墓,已经有&ot;以严威重罪禁之&ot;的惩罚措施。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ot;窃盗者刑&ot;,&ot;发墓者诛&ot;的内容。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ot;有故冢毁废&ot;,诏曰:&ot;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
&ot;这也是&ot;穿毁&ot;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唐代法律也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
《唐律疏议》有关于对&ot;发冢&ot;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ot;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ot;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
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ot;盗墓之罪&ot;的原则。
而《大清律例》有关于&ot;发冢&ot;的内容,对三十六种情形分别处罪。
其条例计二十二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ot;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ot;,然而适得其反,以致&ot;众滋不悦&ot;,使民意更为倾向安、昭陵壁画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93
来龙去脉史而背离朝廷。
这正是因为&ot;发墓毁棺&ot;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
《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ot;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ot;。
民众的&ot;不悦&ot;,民众的&ot;失望&ot;,都表现了一种对于&ot;发墓毁棺&ot;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
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写到:&ot;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
&ot;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
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
《异苑》写到,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
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
袁枚《子不语》有&ot;掘冢奇报&ot;条,说&ot;以发冢起家&ot;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ot;诵咒百声,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ot;。
朱某后来也&ot;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ot;。
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
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回过头,我们再来探讨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遭到被盗挖的下场。
在昭陵上,我们引申出盗墓的问题,无非是因为昭陵符合了盗墓贼的心理。
无论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盗墓贼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获得财宝。
由此想见,李世民为自己营建的昭陵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愚蠢至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