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详考此案，疑点颇多。

其一，崇祯三年，髨贼抗王师于澄迈，贼众大行封赏，以何鸣、东门吹雨、魏爱文三贼居首，可知吹雨毙命一事为妄谈。

吹雨既为何鸣之副贰，共统髡军主力，则造反作乱之事必无。

其二，据髨贼文告，东门吹雨时任“东门市主任”

，较之大明官制，不过一班头矣。

虽髨贼不以衙捕为贱役，列为正官，终不过一统数十人之末职，焉有数百兵可用。

人言髨贼之衙捕曰“警察”

，常以短棍为兵。

以短棍数十攻连珠枪守御之坚城，无异自刭，断为常理所无。

其后吹雨官升“总参谋长”

，为全军之军师，更证其并未作乱。

其三，虽有如此传言，却未有一人亲见，皆为道听途说，传闻备述马独二贼如何互殴，马逆如何惧求婚之兵势，求计于文逆，文逆又如何设宴布伏，诛杀求婚，乃至百仞城外大战，尸横遍野，皆栩栩如生，宛如亲见。

此事传自万里之外，岂得如此详尽，若含混模糊，其中或有半数言语为真，若巨细靡遗，必是传说之人以己意解之，恣意添加，实言恐不及一成。

髨人若以争女之小故便自相残杀，则为无知之草寇，顷刻自灭，何至糜烂东南。

当日髨贼内衅当为实情，然多半未杀人，若杀人，至多数人，必不伤筋动骨。

髨贼自称大宋苗裔，然文书之中于诸宋帝毫无避讳，可见其国中必不以赵氏为君，当为贵胄豪族行共和之政。

犯琼之真髨数百，皆以“元老”

自称，传言皆为澳洲世家子弟，长辈谋逆不成，遂远走避祸。

既如此，为首之贼酋文王萧马诸贼于澳洲当类崔卢王谢之属，最末之农技员亦为乡绅之流。

闻髨贼之农技员多有与临高乡绅联姻者，其在澳洲时之阶级亦必若此。

天子尚惧朝议，文马诸酋虽权重，必不能专擅。

初至海南之时，事事艰难，尚可齐心，待割据临高，役使假髨，权位、妇女、财帛皆丰，分配不均，便生争执。

官员不同君王，可升可罢，凡官僚党争，必先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朝堂争辩，具疏参劾，古今中外皆然。

昔奴酋杀舒尔哈齐、褚英，尚争论再三，髨贼纵染蛮夷之风，终不至甚于东虏，岂有一言不合便即搏杀之理。

所谓髨贼内讧，当为诸髨聚众弹劾马逆，冲突激烈之际，或如本朝大臣当廷互殴。

诸酋若稍通权谋，只消提拔为首数人，再以子女财帛分散诸贼，此乱自解。

崇祯三年三月，两广总督王尊德始议征琼。

兵机之事，算于庙堂，无外道、天、地、将、法。

论道，王督征琼虽有国家大义名分，实为惧熊文灿夺其职，吕易忠为王督谋征琼，既非为国，亦非为主，乃为田氏谋髨贼于广州之产业。

吕贼收受贿赂，纵髨贼于广州招摇过市三年而不问，养寇已成，又为一己之私妄开边衅，坑陷大军，被俘之后更屈身事贼，入贼酋刘翔之幕，实为国家败类，无耻之尤，琼事糜烂至此，大明官吏之中以此贼为祸首。

驻广州之髨贼郭逸，以商贾为名结交官绅，恐王督之议方出而群髨已知，比及广州官府捕之，郭逆早遁，吕贼抄其家产，未获分文，诚可悲可笑。

郭逆于广州赈灾济贫，御下有恩，广有善名，且髨贼于临高既未烧杀淫掠，又未杀官陷城，照章纳粮完赋，又修桥筑路，翦除匪患，故而百姓皆以髨贼为好善之富商，不以贼视之。

此时吕贼之谋划又泄，百姓皆知征琼乃为贵戚谋郭逆之产业妾侍，故尽以髨贼为官逼民反，焉能为朝廷效力，反为髨贼之耳目。

髨贼居临高三年，破县城易如反掌，所以不取县城，其因有四。

一，若破县城，必引朝廷瞩目，恐有大兵来剿；二，以县令之名号令全县，易取信于士民；三，髨贼尽诛胥吏，包揽县政，临高城已在其掌握。

四，贼巢百仞城坚固百倍于县城，城外之东门市繁华十倍于县城，取县城无益。

修桥筑路，翦除匪患，使髨贼根本之地稳固，商贾聚集，获利巨万，赈灾济贫，可得垦荒之人力。

髨贼行利己之事，却得百姓归心，诚为高明。

粤省百姓言：“朝廷不打杀人放火的刘老香，却去打好好做生意的澳洲人，真是吃饱了撑的。”

言虽粗鄙，却映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