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ldo;回向三代&rdo;之事了。

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

[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ldo;西师&rdo;和&ldo;南巡&rdo;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

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

当然，&ldo;回向三代&rdo;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

相比之下，&ldo;西师&rdo;和&ldo;南巡&rdo;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

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ldo;一个理想的追求&rdo;，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ldo;进&rdo;一&ldo;退&rdo;，二者都极富意义。

[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ldo;回复三代&rdo;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ldo;复三代之治&rdo;）、《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ldo;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rdo;）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ldo;锥心之言&rdo;外在刺激的痕迹。

吕留良曾说，&ldo;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rdo;，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ldo;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rdo;；后世君相&ldo;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rdo;，[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ldo;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rdo;？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ldo;特性&rdo;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

[21]于是乾隆&ldo;回向三代&rdo;终于也就成为了&ldo;昙花一现&rdo;。

[22]

就在&ldo;回复三代&rdo;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

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

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

[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ldo;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rdo;

为使思想能&ldo;定于一&rdo;，特提倡经学。

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

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ldo;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rdo;，命广布御纂经书，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