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最初目的，仍是&ldo;回向原典&rdo;，[27]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

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

[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ldo;压迫&rdo;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ldo;提倡&rdo;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

嗣后，四库馆臣多为&ldo;反理学&rdo;之&ldo;考据派&rdo;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ldo;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rdo;，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

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

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

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

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

……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

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

[29]

另一方面，&ldo;经世之学&rdo;已蔚然而起。

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ldo;农政&rdo;：

农桑，王政之本也。

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