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祈&ldo;圣明自有裁断&rdo;，排除干扰，&ldo;以立圣朝养民之大法&rdo;：

我皇上御极以来，于养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无不次第举行矣。

乃限田之法，实王道之大端，而自汉、唐、宋、元以来终未克举行者，将毋天心之有待于皇上也。

朱批：&ldo;大学士等议奏&rdo;。

[6]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说……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尝详察而切究之也。

夫直省之广，地土之高下肥硗，风俗之奢检勤惰，生民万有不齐。

而欲以数条科则限之以制，将欲其均之而适有不均之叹，此事势之显然而易见者。

至于世风不古、民俗浇漓，……是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

明白指陈&ldo;世风不古、民俗浇漓&rdo;，今日情势已不适宜恢复古制。

[7]

这样的一些议论，自然涉及传统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问题，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却隐含有&ldo;悲观&rdo;、&ldo;幽暗&rdo;的一面。

在社会上，对所谓&ldo;贫富不均&rdo;、&ldo;生民万有不齐&rdo;一类的问题，并无力铲除；[8]在政治上，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ldo;彻底解决&rdo;。

[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ldo;三代&rdo;，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

《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ldo;因时立制&rdo;，[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

因此，乾隆初年的&ldo;回向三代&rdo;，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ldo;见好就收&rdo;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ldo;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rdo;，又有何&ldo;善策&rdo;可依，如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

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

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

[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ldo;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rdo;，[12]八年九月，上谕：&ldo;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rdo;，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

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

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

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

……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