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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
而对“妄议国政”
,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
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
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
聚敛人心。
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
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
为旗帜。
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
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
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
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
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
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
,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
外,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
,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
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
河南巡抚将“经书”
上呈御览。
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
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
。
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
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
地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