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

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

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

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ldo;战争&rdo;，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

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

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

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

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

事实上，并非如此。

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

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ldo;先安内，才能攘外&rdo;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

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

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ldo;无产阶级&rdo;的新国家。

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ldo;中国&rdo;，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ldo;长征&rdo;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

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

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

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

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

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