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

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

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

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

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

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

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

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ldo;株式会社&rdo;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

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的影响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职、日商拥有各种剥削劫掠的特权。

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摊牌，事实上已经不远。

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众了，中国开始有了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

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只是反映了日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借口而已。

164　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

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

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

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

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

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

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

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

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