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报社的选题会结束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任让我留一下，待同事们都出发去采访之后，主任把我叫进了他的格子间。

主任直截了当地通知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联系“禁毒口”

，也就是不再联系禁毒局和边防总队。

主任说，考虑到我大学毕业不久，建议我联系“高校口”

，也就是跑学校，主要是本省的大中专院校。

我有些发懵，脱口问道：“为什么？”

主任说：“你自己想想。”

我突然想起，昨天交给主任的，写禁毒局破的那个大案的稿子，没有送到禁毒局去审，特别是没有送给那个处长审阅，而那篇通讯今天已经见报了。

按规定，这样的稿子是要加盖禁毒局审稿章才能见报的，难道是这件事情捅了漏子？

我紧张地问：“主任，禁毒局那篇稿子出了问题？”

主任阴郁地摇了摇头，说：“那篇稿子，在见报之前，我们已经传真给禁毒局的新闻官看过了，他们没意见。”

我松了口气，问：“那为什么要调整我的分工？”

主任摇了摇头，说：“我也奇怪，边防总队宣传处给报社总编室打了电话，说是希望我们换个记者联系边防总队。

边防总队是涉密单位，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只有照办。

既然边防提出换人，我的意见是，禁毒局你也不要跑了，这两个单位历来是一个记者联系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在边防捅什么漏子了？”

边防总队的意见？

我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我才说：“没有啊！”

“没有就算了，别想那么多。

准备一下，一会儿我叫原来跑高校口的记者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主任的声音像一片羽毛，轻飘飘地从我的耳朵边飘过去。

我木然地点头，木然地离开主任的格子间，木然地回到记者部大办公室里我的格子间坐了下来，对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幻的贝塞尔曲线发呆。

“蝈蝈”

的手机停机了，汪副处长的手机变成了空号，边防总队宣传处的人都在回避我，现在，边防总队又向报社提出，希望换个记者联系边防……这一连串事件在我脑中艰难地组合排列，像一堆街头挥刀乱砍的小混混，搅得我的脑浆血肉模糊。

惟一可以确证的是，这一切，很可能就与一个星期之前的那个夜晚，与我们之间的一夜长谈有关。

我莫名地冷笑了一声。

让我去跑大学，真亏了主任能想得出来。

他当然不会知道我的大学文凭是假的，更不会知道我是个辍了学去当坐台小姐的坏女孩，他不知道我一进大学的校门就恶心得想要呕吐！

这时候，我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原先联系高校口的记者约我谈一谈。

我木然地答应了。

随后我们在记者部的小会议室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说什么我一概没反应，末了他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昨天夜里赶稿子，没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