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2]印光任、张汝霖合撰：《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第42页。

[3]数字参见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册《明初海上交通诸国简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1页。

[4]《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5]此说以近人梁嘉彬为代表，见梁著《十三洋行考》：《序篇》。

[6]此说以今人彭泽益为代表，见彭著《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7]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8]见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折，《清实录》乾隆朝，卷五四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五册，第1010页。

[9]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0]【美】w&iddot;c&iddot;亨德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26页，《广州史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同上书，第27页。

[12]【美】w&iddot;c&iddot;亨德著、林树惠译《旧中国杂记》。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6页。

[13]总商，是组成公行的行商首领，由粤海关监督从行商中指派，报部存案。

无论总商或公行商人，都可捐纳官职。

这样，他们在和洋人的交往中，更加重了&ldo;官&rdo;的意义。

[14]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5]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6]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7]道光十七年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8]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载《续修四库全书》（八&iddot;史部&iddot;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9]《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