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

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

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

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

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

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

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

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

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

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

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

他说：&ldo;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rdo;

第72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1）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78

在罗本岛上，祝寿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没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我们就凑一点儿食物，多给过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

菲基勒&iddot;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诞节买的糖果省下一点儿，等我们两人共同过生日时尽情分享。

1968年，我的50岁生日没怎么注意就过去了。

但是，在1975年，当我满57岁的时候，瓦尔特和凯西带着他们的长期计划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要使我的60岁生日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争的意志。

在前几十年里，政府封杀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媒体，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监禁的个人的言论或照片。

若是给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个编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他的报纸也会被取缔。

一天，凯西、瓦尔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