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

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

&rdo;[21]

其一则强调&ldo;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rdo;，尤应于&ldo;农事&rdo;之外，&ldo;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rdo;，全面发展农业。

[22]

名臣陈宏谋于每到之处，亦咨询地方情况，推行适宜物产：

&ldo;米麦豆之外，地方出产何物以资民用，小民三时耕凿而外作何营生；……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曾试种桑养蚕否，能织绸纱否；畜牧之利若何？&rdo;[23]

特别重视九谷以外各项生产：

&ldo;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勤于一种，必收一种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

&rdo;[24]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世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

有谓其所谋不臧者，有谓所产之物无人问津（或根不上市场变化）者，有谓&ldo;劝农&rdo;反致&ldo;伤农&rdo;者。

[25]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课堂上也常遇到同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这样提问，‐‐对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ldo;开先须人&rdo;，清代地方官员大多出身田间，又多来自东部多种经营比较繁荣的地区，对农业生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难引入新的生产项目，这是官员劝农所能起到的第一层作用。

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任职期较短，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30余年历12省达21次），无虑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

移民对新作物推广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动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达四方，且挟有官府势力，推广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后，引进基本原料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可以起到的第二层作用。

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由某些社会中层组织来出面承担，有如现代人们所习见的农种站、销售公司和种种服务组织？事实是，在清代中国，政府与千百万的个体小农之间，类似的中层组织俨然一无存在，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难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范围的界限。

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

如贵州遵义取得蚕种后，立即能够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ldo;软弱&rdo;。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