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

……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

……&rdo;[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是年，雍正五年所定&ldo;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rdo;，也终于修订完成。

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ldo;直接统治&rdo;。

[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ldo;有司诚能爱民&rdo;，应&ldo;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rdo;。

[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

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

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ldo;农村改革&rdo;的发生而一一恢复。

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ldo;划分社会阶层&rdo;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ldo;富户&rdo;，一两以下的即为&ldo;贫民&rdo;，介于二者之间的为&ldo;小户&rdo;（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

其中&ldo;富户&rdo;不予蠲免，&ldo;小户&rdo;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ldo;贫民&rdo;则全部蠲免。

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

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ldo;贫&rdo;、&ldo;富&rdo;的范畴进行划分。

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

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ldo;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rdo;；&ldo;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rdo;），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

如&ldo;极贫&rdo;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ldo;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rdo;；&ldo;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rdo;，等等。

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ldo;社会阶级&rdo;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