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

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

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

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

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ot;申明亭&ot;和&ot;摆善条&39;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

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ot;乡饮&ot;。

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

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ot;顽民&ot;，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

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

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

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

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

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39;售&ot;和&ot;恶&ot;，而不是&ot;合法&ot;或&ot;非法&ot;。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

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

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

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

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

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