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

[1]在辛丑和约中，外国在平津的驻军地点，并不包括丰台，日军强行在丰台驻军，是根本依法无据的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表面上看来，&ldo;西安事变&rdo;（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ldo;先安内再抗日&rdo;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

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

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

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

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

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

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

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

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

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

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ldo;不抵抗将军&rdo;与&ldo;误国军&rdo;等来自舆论的羞辱。

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

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

（抗日战争期间，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

）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

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

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

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ldo;大亚细亚主义&rdo;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

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ldo;十年生聚，十年教训&rdo;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

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

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

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ldo;生聚教训&rdo;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