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00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懈秀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富了。

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

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聪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ot;阳&ot;，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ot;阴&ot;。

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ot;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ot;。

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

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二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

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

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土大夫阶级的生活水难，与情操无损。

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

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

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

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

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

执笔者铺陈请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

自己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刃、法。

这种办法，即以&ot;责任&ot;二字为交代。

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

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

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

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

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