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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
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
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
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
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
他的宗旨,以&ldo;尚书度支总统焉&rdo;一句话包罗殆尽。
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
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
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
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
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
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
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
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
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
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
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ldo;北狄传&rdo;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
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
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
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
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
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