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上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

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

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

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

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

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

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站，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

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慌。

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iddot;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ldo;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

&rdo;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iddot;莫扎马义。

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

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

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

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

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

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

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

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ldo;黑色海绿花的归来&rdo;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

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

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

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

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

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

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

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

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

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