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还会有人上书献策，但设想最高当局接纳&ldo;王者师&rdo;的&ldo;耳提面命&rdo;，并改变其大政方针，几乎是痴人说梦。

现代的政治家自有主张，不需要学者来发布预言，更不能允许其&ldo;蛊惑人心&rdo;。

想想胡适献《淮南王书》以及胡风的十万言建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ldo;免于追究&rdo;其&ldo;狂妄自大&rdo;。

在某种意义上说，&ldo;学生们&rdo;之&ldo;不要当大官&rdo;，很大程度是&ldo;不能，非不为也&rdo;。

政、学分途，并非是每个读书人都愿意接受的事实。

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主张&ldo;学术独立&rdo;的学者，摇身一变，甚至比官员还要&ldo;官员&rdo;。

二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很难绕开康有为。

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称20世纪新中国史开卷第一页，&ldo;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rdo;。

这一&ldo;精神事业&rdo;，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也包括教育与学术。

在我看来，康氏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疑经辨伪、托古改制以及以经术作政论。

前两者为学术思路，第三则是治学方法。

但康氏的思路与方法，其实大有关联，都可看作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一受国势衰微刺激，一为汉学专制反弹，自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再三陈说，已为国人所熟知。

从龚自珍、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家，与&ldo;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rdo;的庄存与、刘逢禄辈尚有不同，就在于其表面谈论的是经术之是非，骨子里关注的却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大势。

康有为将这一治学路数推到极端，对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所评价：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ldo;致用&rdo;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ldo;为经学而治经学&rdo;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ldo;经学&rdo;不同于今人所理解的作为学科分类的文史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学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阐释的重任。

不同学派对&ldo;经&rdo;的解释不同，可推导出一系列政治决策，故经学既是&ldo;学&rdo;，也是&ldo;政&rdo;。

梁启超所标榜的&ldo;为经学而治经学&rdo;，只有在经学的权威已经失落、科举制度已经取消、学校也由培养&ldo;王者师&rdo;转为训练专家学者，才可能被接受。

《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对&ldo;学术&rdo;的理解，尤其是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明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经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学术研究。

从政者谈经与治学者说经，旨趣大有区别。

前者讲求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决策，后者必须遵循相对独立的学术理路。

治经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思潮或政治集团的影响，但学者之追求实事求是或希望经世致用，还是对其学术风格起决定性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晚清的今古文之争。

说简单点，古文经学将孔子视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史的问题可以通过名物训诂来解决，有是也有非，学界自有公论。

今文经学将孔子目为政治家，重在发掘其文字符号后面的微言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