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兴学记》与《桂学答问》中，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ldo;识字‐通经‐达道&rdo;这一治学方法，称其为&ldo;磨砖作镜&rdo;、&ldo;蒸沙而欲成饭&rdo;。

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

比如，先提出孔子改制为主，然后&ldo;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rdo;。

如此治经，方可速成。

因为，一旦&ldo;把柄在手&rdo;，&ldo;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rdo;。

倘若落在乾嘉诸老手中，如此公然主张&ldo;六经注我&rdo;，实在宽恕不得。

但康氏立说，主要目的是&ldo;托古改制&rdo;，故注重的是政治功利，而不是学术规则。

儒家作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很大作用。

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时刻，儒家的经世观念必定更加深入人心。

即如明末清初，留心世事，讲求实用，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借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ldo;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rdo;这种将&ldo;经世&rdo;置于&ldo;问学&rdo;之上，一转便是斥责无补于当世政治、经济、军事者为&ldo;无用之学&rdo;。

晚清国势衰微，康氏之讲经世、斥考据，仍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在《与沈刑部子培书》中，康有为称&ldo;自弱少已好任侠之举&rdo;，日日目睹小民之难，而学界又满足于追逐利禄，夸耀其无用之考据与词章，故发愤&ldo;讲求经世救民之学&rdo;。

在康氏看来，其时士大夫无力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就在于&ldo;今天下博闻强识之士不少，患无知道者，尤患无任道者&rdo;。

康氏自视甚高，个性极强，乃百折不回的理想家，非一般注重可行性论证的学者可比。

梁启超为其师作传，称其&ldo;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rdo;。

但养直方刚大之气，万法唯心，毅然自任，行大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古往今来干大事业者，多有此等气概与精神。

此等极主观极自信之理想家，根本不屑于纠缠名物训诂之类的&ldo;琐事&rdo;。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其师&ldo;万事纯任主观&rdo;，认准了&ldo;孔子改制&rdo;，不惜蔑视事实，强之就我，如此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并非理想的&ldo;学者的人格&rdo;。

可是，康氏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

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康有为，远比作为学者的康有为贡献大。

你不能想象一个基本不懂外文与西学的&ldo;学者&rdo;，敢于开设&ldo;万国史学&rdo;以及&ldo;外国语言文字学&rdo;之类的课程。

而康有为主讲万木学堂，偏设此课。

不是&ldo;能够&rdo;，而是&ldo;必须&rdo;‐‐这就是理想家的思路。

读康有为的书，确实痛快淋漓，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学界需要这种敢于&ldo;胡思乱想&rdo;的&ldo;异端&rdo;。

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其&ldo;气势&rdo;，值得后人永远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