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曝出校长被免去职务的消息之后，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心神极度不宁。

我想，校长就是傻瓜，也不会不知道他的厄运与有人在网上“暴炒”

他的论文剽窃事件有关，而稍加联想，他就会猜到这场网络炒作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我这个名叫黎妮的小报记者，因为就在事发前数日，我登门采访过他。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电话响起，要么是校长，要么是他昔日的手下，或者，是他雇请的黑社会打手？

然而事情过去了差不多整整十天，我既没有接到校长的电话，报社的人，包括我的部主任，对此事似乎也十分漠然，事实是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情。

这种状况反而让我愈发不安，就算校长找人报复我，打我一顿，甚至凌辱我，我会痛哭，也许会继续反击，但总比这样泥牛入海一般毫无动静要好很多；就算同事们讽刺我少不经事，主任骂我一顿，甚至把我赶出这家报社，这件事也总算有个结果吧？

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或者说，就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就连那个报料的研究生男孩，他牵线找来的副校长以及什么“副研究员”

，似乎全都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之中，就像周星星常说的那样，“春梦了无痕”

。

我曾经打算主动联系报料的研究生男孩，可我对他说什么呢？一起幸灾乐祸还是要求他保密？都是扯淡，想想也就作罢。

我依然流连在高校之间，写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新闻。

当然，那所大学的门，我是不敢再进去了。

渐渐地，这种等待着灾难总体爆发的极度焦虑，反而成了某种快乐。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浮在天空里，无时不俯视着我自己的局外人。

这个局外人对我说：等着看戏吧，精彩的剧情就要上演，这场好戏的女“猪脚”

就是你这个名叫黎妮，人人都叫你“粒粒”

的苦命女子。

直到9月的某一个黄昏，我接到了李浩打来的电话。

李浩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被我在网上“举报”

的那位大学校长，想约我共进晚餐，好好谈一谈。

我很吃惊，一是李浩怎么会掺合到这件事情中来，二是校长竟然要跟我谈一谈，他想跟我谈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本能地说：“不！”

李浩温和地劝我赴约，他说，为什么不呢？有些事情还是说开了比较好。

他说那位校长是他多年的好友，人其实并不坏。

我仍然说不，我说，我不知道谈什么。

我嘴硬，说剽窃论文是事实，一个人因为犯了错误而付出代价理所当然。

后来我想，我竟然傻到没有问李浩为什么就找到了我？为什么就能确认这场网络炒作是我发起的？我在“天涯”

发帖的时候，当然用的是网名，而我的天涯网名，除了我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我一个劲地说：“不，不！”

李浩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严厉，他在电话里强调，我是他引荐到报纸去的，现在虽然报社没人谈论这件事情，事实上报社高层已经认定这是一起新闻事件，所幸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网络，本报并未牵扯到这一事件之中。

他还说，虽然我在网上发贴用的是网名，但我是用报社的办公电脑把校长剽窃的贴子发到网上去的，只要查一查最初发贴的ip地址，就能确证贴子是从报社出去的，报社其实脱不了干系。

他又说，报社高层其实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干的，什么说法都有，甚至有人说你是校长的“小三”

，所以你才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你之所以揭发校长剽窃，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越来越多的经济需要……

我感觉先是一只，接着是十只，再接下来是一百只，一千只苍蝇钻进了我的脑袋。

李浩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可我渐渐什么都不见了，刹那间，又像是聚集在我大脑里的苍蝇被某种来历不明的力量惊动，它们一轰而起，嗡地一声，从我的脑中四散迸射。

我虚弱地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浩在电话那端轻笑了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他陪我一起去和校长共进晚餐，就校长、他和我三个人。

“纯属私人性质的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