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ldo;尽罢诸儒不用&rdo;。

而《史记&iddot;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

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

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

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ldo;而尽罢诸儒不用&rdo;的这种强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ldo;发愤且卒&rdo;，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积德又说：&ldo;封禅出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

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

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

&rdo;他说，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学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

即使是司马迁，也对于封禅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看来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啊。

按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说法，司马迁就在和司马谈相会于河洛之间后，立即就东行追行汉武帝乘舆，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可能正在汉武帝身边服务。

就总体而言，司马谈是一位极有识见的历史学者。

俞正燮《癸巳类稿》曾经说，&ldo;《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rdo;。

说《史记》记述的历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而史学议论，则出自司马迁。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也指出：&ldo;《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

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rdo;，&ldo;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

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

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

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

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

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

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lso;司马谈&rso;。